汉代：政府组织、选举制度、经济制度与兵役制度

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时期，标志着中国从封建制向中央集权制的转变。这一转变始于秦代的奠基，并在汉代的延续与完善中得以巩固。本文将从政府组织、选举制度、经济制度和兵役制度四个方面详细分析汉代政治制度，并对其得失进行检讨，以期全面理解这一时期的政治特征及其历史意义。

一、汉代政府组织

皇室与政府的划分

汉代继承秦制，进一步明确了皇室与政府的职权划分。皇帝作为政治领袖，皇位世袭，但实际行政权力主要掌握在丞相手中。皇帝的秘书机构“尚书”最初仅负责私人事务，地位较低；丞相则设有“十二曹”，负责广泛的政务，表明实际权力集中于相府，而非皇室。这种设计体现了从封建“家国一体”向中央集权“公私分离”的过渡。

中央政府

中央政府设有“三公”和“九卿”。“三公”包括：

丞相：行政首长，掌控政府实权；
太尉：负责军事事务；
御史大夫：负责监察。

其中，丞相地位最高，实际管理国家政务。九卿最初多为皇室家务官（如太常掌祭祀、光禄勋管门房），后逐渐演变为国家公职，隶属丞相管理，形成统一的官僚体系。

地方政府

地方行政分为“郡”和“县”两级。郡太守地位与九卿相当（官秩“二千石”），负责地方治理，包括行政、司法、税收等事务。郡太守由中央任命，直接对皇帝负责，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的紧密控制。

中央与地方关系

地方每年向中央提交“计簿”，汇报财政、人口等政绩。中央派“刺史”监察地方，刺史官秩较低（“六百石”），但职责明确，直接向御史大夫汇报，确保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监督。这种机制使地方成为中央的行政延伸，而非独立实体。

二、汉代选举制度

汉代废除封建世袭制，推行“察举制”选拔人才，主要途径包括：

太学考试：太学毕业生分为甲科（入宫为郎）和乙科（回乡为吏）；
地方推荐：地方长官推举“孝廉”等人才，中央再分配或加试。

优点

打破贵族垄断，为知识分子开辟仕途；
注重教育与能力，而非血统。

缺点

后期演变为门第特权，地方长官权力过大，常优先推举亲近者；
非民选制，未体现现代民权思想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察举制逐渐被豪门世族把持，普通人难以进入官僚体系，形成“门第社会”。

三、汉代经济制度

赋税

汉代田租极轻，法定为“三十税一”（每100石粮食纳税约3石），汉文帝时甚至免租11年，体现了“轻徭薄赋”的治国理想。

土地政策

土地私有化是汉代经济制度的核心。农民可自由买卖土地，但这导致了严重的土地兼并：

兼并原因：自然灾害、兵役等经济压力迫使小农卖地，富人凭借资本收购土地；
政府减税效果：减税政策惠及地主而非农民。地主纳税仅“三十税一”，而佃农需向地主缴纳高达50%的地租；
后果：贫富差距扩大，失地农民沦为佃农或奴婢。

工商政策

汉武帝时期推行“盐铁官营”：

措施：将盐、铁等山海资源收归国有，禁止私人经营，由政府派官管理；
目的：增强财政收入，支持军事开支；
特点：类似现代国家社会主义，限制私人资本扩张；
局限：未能解决土地兼并问题，底层农民困境依旧。

四、汉代兵役制度

汉代实行“全国皆兵”，男子23岁起服役，分为：

中央卫兵：保卫京师；
边疆戍卒：戍守边境；
地方民兵：维护地方治安。

优点

理论上公平，考虑经济负担。

缺点

训练不足，调动不便，形同虚设；
另有力役（义务劳工）和人口税，加重民众负担，导致贫者卖身为奴。

五、汉制得失检讨

优点

分权与协调：皇室与政府、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设计具有进步性；
选举开放：初期打破血统垄断，注重教育和能力；
轻税宽民：田租轻薄，减轻民众负担。

缺点

皇权与相权界限模糊：皇帝干政（如汉武帝）削弱相权，后期内廷尚书权重，破坏分权平衡；
选举门第化：察举制演变为世族特权，限制社会流动；
经济失衡：土地兼并未解，减税惠及地主，佃农受压；
兵役效率低：全国皆兵有名无实；
缺乏成文法：制度依赖人事，皇帝或权臣素质决定效果，稳定性不足。

结论

汉代政治制度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础，其从封建制向中央集权制的转变体现了历史进步性。然而，其得失也反映了时代局限性：土地问题未解、社会不平等加剧、制度随人事波动等问题，为后世提供了借鉴。作者强调，不应简单以“专制黑暗”概括汉制，而应结合当时背景评价其合理性。后世朝代不断调整制度，证明中国政治并非一成不变。通过深入分析汉代政治，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演进与制度变迁的规律。

思考

制度因人而生，其复杂性随人口规模而变。汉代“化家为国”，划分皇权与政权，或许是从个人能力向组织能力转型的过程。废除世袭制，推行察举制以“用人为贤”，旨在更充分调动各地人才。皇帝或能治理一城，但管理数千万人口的国家，则需依靠制度革新。

土地私有化导致兼并的现象令我深思。即使在现代，土地仍是贫富差距的关键矛盾，尤其在华人社会表现突出。土地应私有还是国有？地租作为土地所有者因自然禀赋与地理位置获得的收益，而非劳动或资本回报，甚至带有“不劳而获”的性质，其分配无疑深刻影响贫富分化与社会和谐。